离婚诉讼 哪里提出？

想象一下这个场景： 多伦多的律师索狄先生在Facebook上结识了伦敦的医生贝蒂女士，二人聊得非常投机。当了6个月的网友后，贝蒂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：搬到多伦多，嫁给索先生。和很多传奇的因缘不同，这段跨国恋情的寿命短暂，婚礼过去刚半年多，两个人就劳燕分飞。贝蒂女士回到老家伦敦定居。索先生则依然在多伦多从事他的律师行业。这时候，两人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要处理：从法庭获得一纸离婚证书。两人在安省有一处婚姻屋，没有小孩。

此刻矛盾出现了：这个案子该由哪家法庭立案办理？

贝蒂女士先下手为强，在伦敦的法庭提出了离婚申请，那天是2015年7月2日。 但作为医生的贝女士显然对法庭的表格文件并不熟悉，她首次提交的申请材料有重大缺陷，直到9月23日，这些缺陷才被完全修改正确。也就是说，9月23日才是贝女士的离婚申请生效的日子。

而多伦多的索先生也没有等待太久，紧随贝女士的节奏，他在2015年7月14日向安省的法庭递交了离婚申请，并试图将申请呈交位于伦敦的贝女士。索先生称，贝女士蓄意逃避接受来自安省的文件，贝女士则说，索先生的文件寄错了地址。但有一点可以确认，那就是在9月11日，贝女士便明确得知，索先生已经向安省法庭提出离婚申请。索先生同时提出动议，要求安省法庭将贝女士在伦敦的离婚申请“搁浅”。

现在，安省的法庭需要做出判断：这桩申请应该在安省法庭继续下去，还是应该由伦敦的法庭接手？ 贝女士和索先生争执不下，都希望案件在自己家门口展开。

贝女士的理由：

• 她率先在伦敦的法庭提出离婚申请 （她承认申请文件有重大疏漏）
• 她无法承担在安省进行离婚诉讼的相关费用（法庭不能认同这一说法）

索先生的理由：

• 在贝女士最终递交正确的申请文件前，索先生向安省法庭提交了正确的申请
• 两人在安省注册结婚，婚姻屋位于安省
• 索先生在安省工作，并在安省拥有财产

法官在衡量了两人各自的理由后，认为贝女士的说法站不住脚，贝女士是名在职医生，其收入完全可以支付相关诉讼费用。而且，贝女士可以请安省的律师代理，并通过电邮传递文件，通过电话会议的方式出席法庭听证。法官给出了一系列具体命令，推动案件的进展：

• 贝女士有60天的时间对索先生离婚申请作出回复，并向法庭呈交相关文件；
• 双方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互相呈交文件；文件送达日期为邮件发出当日；
• 贝女士可使用律师行作为中介，向安省法庭呈交文件

法律小常识： 离婚申请的提出

根据加拿大联邦法立法【离婚法】第3条的规定，

• 在离婚案件启动之前，如果夫妻中的任何一方在某个省份居住至少一年，该省份的法庭便可受理该夫妻的离婚案。

• 如果夫妻双方在两个省份的法庭分别提出离婚申请，那么，率先收到申请的法庭将受理该案件。

• 如果夫妻双方于同一天在两个省份的法庭分别提出离婚申请，且30天内没有任何一方撤诉，则案件将转交给联邦法庭受理。

让我们再用案例解释一下这几条法规：

案例一：艾玛与吉姆与2012年1月在安省结婚，2014年1月，二人正式分居，艾玛回到温哥华工作，吉姆一直居住在安省。2015年2月，两人开始离婚程序。此时，以下申请都被视为有效：

艾玛可在BC省法庭提出离婚申请；

吉姆可在安省法庭提出离婚申请；

同时，艾玛也可在安省法庭提出离婚申请；

吉姆也可到BC省法庭提出离婚申请。

案例二：2012年，伊思和弗里德在阿尔伯塔省相遇并结婚，2015年春季，他们提出了分手。弗里德搬到安省定居，伊思则在加拿大的各个省份间穿梭，做不同的合同工。2016年春季，弗里德在安省住满一年，伊思则是在魁北克待了3个月，又到海洋省住了5个月，又飞到BC省工作4个月。这时候，只有安省的法庭可以受理两人的离婚案。离婚申请可由任何一方提出。

家庭法官司，法律援助能帮你做什么？

安省法律援助扩大：惠及家庭法当事人

2015年7月20日 | 分类: 教育 (全局), 加拿大民法杂谈 | 浏览: 523

50岁的萨拉女士是一位康复理疗师，两个孩子的母亲，她经历了漫长而纠结的离婚官司。在律师费用耗尽了她的个人财产后，她不得不辞掉律师，成为“自我代理诉讼人”中的一员—–在她打官司的时候，其案件性质不能满足法律援助支持的范畴。但很快，她就发现法庭系统是“律师为律师设计的”，对于一个没有经过专业法律训练的小百姓而言，实在让人身心俱疲。“最后搞得你连朋友都没有了，没人再愿意听你唠叨你的官司…” 2014年，当萨拉听说安省法律援助（Legal Aid Ontario）要增加两个重要的家庭法支援类别，不禁大声称快：

LAO扩大家庭法服务范畴：鼓励庭外和解

对于寻求家庭法帮助的中低收入家庭而言，LAO终于在2014年迈出了重要一步：升级家庭法服务，新增两个项目：

项目一，Separation Agreement协助— 提供最多10小时的家庭法律师服务，帮助双方当事人审阅财务披露文件，进行和解协商，起草分居协议；

项目二，为选择法庭外调解程序（Mediation）的当事人提供6小时的法律建议。这一项目自2014年2月起在部分地区试点推出，成果显著。符合财务要求的客户可获得关于庭外调解程序的信息，并进一步获得协助，将调解协议转化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，或是可以执行的法庭令状。

符合低收入资格的客户收入门槛有所提高：配偶中一方年度总收入需要低于$18，000，另一方收入只要在$50，000以内即可。

其实在90年代中叶，LAO削减了对家庭法事务的资助，其初衷是为了节省开支，但结果却让法庭和当事人都不堪其苦：从1995到1999年间，“自我代理”的当事人猛增5倍。拿多伦多Javis和Sheppard街上的两家省级法庭举例，从2011到2012年间，将近3/4的家庭法当事人没有律师。“自我代理诉讼人现象”为法庭和法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，也给案件带来了诸多拖延，增加着法庭开支。安省高院的法官David Price说， “自我代理的诉讼人很难达成和解”，因为“他们没有专业能力去收集支持自己案件的证据，或是对庭审的结果缺乏理性的估计；他们对和解没信心，把案件的命运都寄托在法官手里。”在法庭上，法官不但要审阅案卷，还要像小学老师一样为当事人传授法庭程序的启蒙课程。面对因诉讼缠身而情绪激动，不肯接受启蒙的“小学生”们，法官往往哭笑不得。Price法官认为，法律援助项目的扩张将有效帮助请不起律师的当事人推动庭外和解，大大缓解法庭压力。

在华人和新移民聚居的士嘉堡地区，本年春季LAO也推出了全新家庭法服务内容：和本区内的社区法律诊所合作，首次设置常驻家庭法律师，为本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服务（之前只提供证书服务）。资深家庭法律师Ana Rico从周一到周五，将在5个社区法律诊所之间穿梭，为客户提供家庭法咨询。有需要的申请人需联络家庭法协调人（416-696-2992）进行初步评估。被接受成为客户后，协调人还可安排翻译服务。

更多详情，参考Legal Aid Ontario家庭法服务页面:http://www.legalaid.on.ca/en/getting/type_family.aspjia

有这样当爹的嘛：人间蒸发13年，回来向妻女索要”抚养费退款”

家庭法庭本来是调解为重，法官们不会轻易说某个家长的行为”令人震惊“，不过本案中的奇葩父亲让法官也是醉了，在判决中明确用”Shocking“来形容父亲的所作所为：自己人间蒸发13年，把抚养两个女儿的重任甩给前妻不管，等前妻辛辛苦苦供女儿读完大学，这个当爹的冒出头来，主动厚着脸皮到法庭上声称自己多付了子女抚养金(Child Support)，要求前妻退钱！（来自案例George v. Gayed, 2014 ONSC 5360）

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对夫妇结婚8年，生育两个女儿，他们1988年分居，1999年离异。如今女儿一个30，一个27。父亲Dr. George是个有着博士学位的工程师，专业是飞机和舰艇技术以及造船工程，母亲Ms. Gayed读的是医科，在加拿大健康部任职。

在父母分居后的1995年，法庭判父亲每月支付750加元的子女抚养费，不想令状下达不久，父亲就宣称自己的收入下降，无力支付这笔抚养费，但却拿不出任何证据。在其后的几年中，母亲屡屡要求父亲公布财务状况，父亲毫不合作。母亲眼看律师费节节升高，超过了承受能力，于是在1999年正式申请离异。法庭在抚养费议题上，根据对父亲当时收入的推定（25，000每年），将每月抚养费定在了360。不合作也就算了，在离婚判决几个月后，这个工程师父亲玩起了失踪，13年间没和两个女儿通过一个电话，写过一封信，无论是生日，圣诞节，还是女儿们的大学毕业典礼，都见不到生父的影子。母亲为了找到前夫的下落甚至动用了私人侦探，但是毫无线索。

2012年，蒸发13年的父亲突然以另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出场。他主动找到法庭提出动议，称自己多支付了68，000加元的子女抚养金，要求前妻退款。母亲当然毫不示弱，正好趁此机会要求法庭下令父亲提供财务信息披露（Financial Disclosure）,并要求一旦准确的财务信息公布后，父亲需支付更多的抚养金，外加母亲多年来所花的律师费。

法庭不会偏听任何一面之词就决定谁该退钱，谁该补偿，而是要求父亲公布财务信息，并详细披露个人收入和财产（法官甚至“勒令”父亲当着前妻的面签署了【授权书】，以便从第三方获得父亲的财务资料）。披露的结果是：父亲不但有一个市值达到127，000加元的基金账户（被法庭冻结），还拥有自己的咨询公司，担任唯一的股东，董事长，总裁。再有，他还在从英国收取一笔养老金。

法庭根据父亲的专业资历，历年收入历史记录，提供工程咨询的收费标准，以及对父亲名下信用及借贷账户的分析，对父亲的整体收入给出了评估。种种迹象表明，父亲对自己的财务状况并没有和盘托出，比方说吧，父亲的VISA信用上限高达3万2，而他向税局申报的全年收入只有1万3，在父亲自己提供的银行账户中，完全没有日常生活支出的记录（水电，房租，汽油，食物）。据此推测，在已经公布的账户之外，父亲很可能另外持有本国或是海外的银行账户。

母亲提供的宣誓证词则显示，母亲所要求的子女抚养费不但不多，还相当”保守“。母亲为两个女儿的高等教育支付大笔费用，女儿Amanda也为完成大学学业负债不轻。

法庭的决定是，母亲才是应该得到额外赔偿的一方。法庭判决父亲支付前妻一笔超过6万加元的抚养金，以补偿父亲失踪13年中母亲承担的子女养育及高等教育费用；此外，父亲还需偿还之前判给前妻，但一直拖欠的诉讼费17，000加元，外加母亲所花的全部律师和法庭费用近7万加元。这些费用都将从父亲被冻结的基金账户中提取支付。

本案中涉及的子女抚养议题

编译自 “安省社区法律教育中心-子女抚养“（Ontario Community Legal Education-Child Support）

孩子年满18岁后，抚养费就自动停止吗？

年满18岁的子女如果因为以下两个原因，而在经济上依靠父母，仍然被视作“尚未独立，需要赡养的人“：

·        残障或疾病

·        全职读书。在这类情况下，通常子女年满22岁后，或是完成第一个大学/大专学历后，抚养金即停止。但法官也可以要求家长支付更长时间的抚养金。

如果领取抚养费的子女已经超过18岁，法官在决定抚养费的数额时，也会考虑到成年子女的工作收入和其他收入。

子女抚养费的金额是如何决定的?

【子女抚养费大纲】对加拿大不同省份的抚养金数额提供了标准参照。简言之，大纲根据付款人的年度总收入（gross income 和被抚养子女的人数，计算出每月抚养金的标准数目。在比较简单的案例中，直接遵照表格中的数据就可以了，对于复杂案例，表格数据则提供了计算的起点。

父母也可以根据大纲提供的标准，在法庭之外自行协商决定抚养费的数额，并写在书面协议中。

父母可以用加拿大司法部网上的计算器（Table Look Up），输入孩子的人数，付款人总收入及所在的省份，轻松计算出大纲中规定的应付数目（只作为参考，并不是法律文件）。网址为www.justice.gc.ca/eng/fl-df/

除了上述表格所规定的标准抚养费，付款人还需要支付额外的花销吗？

除了表格中规定的数目，支付抚养费的家长还可能要承担“特殊”及“非常规”的花费，用来涵盖子女的健康，教育，及课外活动花销，可能包括：

·       和子女共同生活的家长因工作，就医，求学而产生的日托费用；

·       孩子的医疗和牙科保险费；

·       为了满足孩子的特别需求而支出的学校和教育项目费用；

·       大学，大专教育的费用；

·       孩子的课外文体活动费用，如参与运动或音乐课程；

法庭在决定特殊花费时，会以” 孩子的最佳利益“为衡量标准，并判断花费的合理性。如果父母曾经和孩子共同生活，法庭也会考虑父母分居前家庭的消费模式。如果花费合理且必要，父母双方需要共同承担费用（根据各自的年度总收入按比例分担）。如果子女自己有收入，如课外打工兼职，在父母分担费用前会将子女的收入减去。在本案中，法官认为两个女儿的高等教育符合家庭传统 ，因为父母都有高学历，女儿在求学期间也有兼职补助自己的花销，母亲已经为女儿的教育尽其所能的投入，缺席的父亲应该分担这笔费用。

申请人有没有可能追补过去年份中的抚养费？

是的，本案中法官的判决就是典型的”追补“情形。这里法庭考量的因素包括：

·       为什么抚养费的申请被延迟；

·       付款方家长的行为；

·       子女当前和过去的实际情况；

·       追补抚养费会不会给付款家长带来经济和生活困难；

通常，法庭会追补过去3年内的抚养费。不过，如果付款人的行为”应受谴责“，法庭也会打破3年的时限。

法庭依据哪些材料决定子女抚养费的数额？

在抚养费申请递交的30天内，付款一方家长需提供关于其收入的详细资料，如果抚养子女的家长收入也在考量之内，则也要提供同样的信息，可包括但不限于：

·       报税的回执；

·       雇主提供的收入证明；

·       如果家长拥有自己的生意，则需出示公司财务报告；

·       加拿大税务局寄来的Notice of Assessment。

如果抚养费的数目是由法庭来裁决的，提供财务信息的家长在另一方家长的要求下，必须”更新“财务状况（每年只能要求对方更新一次）。

如果父母双方通过法庭外协商，将子女抚养费的数目写在了”分居协议“中，建议收取抚养费的家长将”更新财务信息“的条款一起写进分居协议。

如果付款人拒绝提供财务信息，法庭会怎样裁决？

根据【联邦子女抚养大纲】Federal Child Support Guideline

第19条规定，在需要的情况下，可以由法庭来”强加推定“父母一方的收入(Impute Income)。这些情形中即包括了本案涉及的要点：

·       父母一方未能履行法律义务，向法庭呈交收入信息;

·       父母一方故意失业，或故意从事低于个人能力资历的职业，除非是出于照顾未成年子女或配偶的需要；

在先例法Smith v. Smith 2012 ONSC 1116中，法官进一步解释道，法庭在” 推定“付款人的收入时，会考虑付款人的年龄，学历，经验，技能，健康状况，收入历史，以及”如果付款人充分运用其能力工作时理应获得的收入“。同时，付款人有义务”积极寻找就业机会，最大化个人收入，以满足被抚养人的需求“。

本文是根据家庭法律师博客，法庭判决原稿，以及【安省社区法律教育中心】网站上提供的普法小册子编译的。

读者如有具体法律议题，请咨询家庭法律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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